跨文化翻译中的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作者 中国期刊网 浏览 689 发布时间 2012-3-19
跨文化翻译中的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1. 康兆春，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032；2. 蒋晓萍，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006)
摘要：中西思维模式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中国的具象思维与西方的抽象思维就是重要的区别之一。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具有不同哲学渊源，在文化表征上也各不相同。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给跨文化翻译带来一定的挑战，需要译者采取相对应的手段来灵活处理，才能实现成功的跨文化翻译交流。
关键词：具象思维 抽象思维 跨文化翻译
引言
不同的语言文化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的差异表现在文化的不同层面。思维模式的差异常常导致跨文化误交际，使交际的双方不知所云，同时也给跨文化翻译带来挑战，探讨两种语言之间的这种思维模式差异，有助于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翻译的一些实际问题。
一、具象思维
所谓具象，即具体的形象。视觉上的大小形状，听觉所感知的节奏和旋律，嗅觉上的香臭，都可以囊括于具象之中。具象思维是大脑从记忆储存中选取思想，通过类比、比喻和象征形成新的观点的过程[1]。具象思维对形象材料之依赖，有如水之于鱼。主体依据大脑记忆储存中的形象，对之进行分析、整合、类比、比喻、比较加工，进而从形象上认识和把握研究客体的本质和规律。具象思维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形象性。形象材料是具象思维运筹的先决条件。形象性是具象思维最基本的特点。其二是非逻辑性。具象思维对事物的认知呈非线性的，它往往是跳跃式地整合形象，因而它缺乏逻辑。其三是粗略性。具象思维对事物的认知是定性而非定量分析和认识，往往具有粗略性。其四是想象性。具象思维对事物的认知往往是对所储存的形象进行想象加工，组成新形象，加深认知。
具象思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这种思维模式比较清晰地体现在儒家思想一些经典里，如“六经”、“四书五经”、“十三经”等。位居“六经”之首的《易经》提出用图象来表意，64卦均由图象而成，象征天地人。作为思维的工具，汉字也是具象思维的表征。汉字是一种具象思维下的“具象艺术”。程裕祯论及汉字结构的基本精神时指出：“从汉字的结构来看，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造字法，而转注和假借只是用字法而已。在四种造字法种象形字是最基本的。”[2]汉字造字的思维也就是汉文化的思维，也是语言的文化表征与价值取向和人生观。
中国传统思维模式重事物本义，轻逻辑分析，多用形象语言，以形象表达抽象概念。连淑能指出，“汉语用词倾向于具体，常常以实的形式表达虚的概念，以具体的形象表达抽象的内容。”[3]对于汉语的这种特点，王力也指出，汉语的名词，“除了哲学上的名词之外， 只能指称具体的东西”，“在中国词的形式上， 咱们辨别不出抽象名词的特征”，“只有哲学上的名词如‘道’、‘德’、‘品’、‘性’等，才是真正抽象的。”[4] Rudolf Flesch在评论汉语用词时也指出，“汉语用最具体最实在的词来表达意义”[5]。从字到词语，从词语到句段，从句段到语篇，汉语无不透露着具象思维。
二、抽象思维
抽象是为抽取事物形象的某种共性而进行的取象、化象，甚至无象升华的过程。抽象思维指主体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从而达到对客体的认知。抽象思维模式也被称为逻辑思维。它所运用的思维形式源于亚里斯多德学派三段论的逻辑法则，它对西方思想文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抽象思维形式包括分析、综合、概要、归纳、比较、分类、系统化和专门化，之所以被称为抽象思维，是因为这种思维模式采用欧洲语言文字——抽象符号——作为主要的思维工具。
与具象思维相比，抽象思维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是概念性。概念性是抽象思维的最基本的特点，因为抽象思维必须建立在概念之上。其二是抽象性。抽象性是抽象思维的核心。抽象是抽取出普遍的、必然的、内在的本质或规律。其三是逻辑性。抽象思维依赖于严密的推理，注重条理性和系统性。其四是语言符号性。这一点体现在人们使用广泛的数理逻辑符号系统，它不但是现代逻辑的基本工具，而且对其它科学乃至哲学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英语思维往往比较抽象，它经常用抽象的词来表达具体的事物和现象，比如：
A villa is beyond my reach all my life. (今生我都买不起别墅)
Little was heard of him in the following years. (随后的几年很少听到他的情况)
英语多用抽象名词，“往往有一种‘虚’、‘泛’、‘暗’、‘曲’、‘隐’、的‘魅力’，因而便于用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和微妙的情绪”。[6] Jespersen认为“一门语言越先进，它就越能表达抽象或概略的思想概念。”[7]
三、跨文化翻译策略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种，如果缺乏对上面两种思维模式的了解，就必然会造成一些误交际，而对于跨文化翻译，如果译者对语言的这种文化属性缺乏认识，也会造成误译或错译。以下试举两种常用的翻译策略。
虚/实转换
汉语讲究“实”，英语讲究“虚”，因此在翻译就必须在两种文化和两种思维模式之间进行虚/实转换。如：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As you sow, you will reap）
瓮中之鳖（to be in a place from which escape is impossible）
I talked to him with brutal frankness (我对他讲的话虽然逆耳，却是忠言)
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汉语句子的“瓜”、“豆”、“鳖”都是具体和实在的实物，它们能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也能从大脑记忆储存中找到相对应的形象。在进行汉英转换时，就不能忽视汉英之间不同的思维模式。故此处化“实”为“虚”，英语动词sow和reap，表达了一种较为虚泛的动作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动词的宾语被虚化和泛化了，失去了具体的实物联想性。名词escape也是一种被泛化的概念，难以产生中文“鳖”入瓮的具体形象。brutal frankness，也是表达了一种虚泛的意义，frankness用名词后缀ness，这一后缀也是表达事物的一种属性、状态和程度，是典型的英语名词化优势。翻译成汉语时，成了“逆耳”和“忠言”，也时一种能为感官所感知的形象，能在大脑中产生类似经验的联想。
英语的“虚”化除了使用大量的“虚化词缀构词”之外，另外一点就是“用介词表达比较虚泛的意义”。[8]英汉两门语言在介词的数量和用法上都有较大的区别。王振中在《英语介词用法比较》一书中，统计英语介词和介词短语的数量为146个[9]，而相对而言，汉语介词却要少得多，尽管在数量上意见不一。李晓琪在《现代汉语虚词手册》中共列举了56个汉语介词[10]，而马贝加在《近代汉语介词》一书中罗列了99个汉语介词[11]。由于英汉介词使用频率不对应，翻译时就不能拘泥于字面的对应，而应该从跨文化的角度，根据具体的语境，从整体上把握意义，灵活变通。在翻译的过程中，虚/实转换是行之有效的一种策略，比如：
My arm is out. (手臂脱臼了)
The goalie is really on. （守门员表现出色）
The Labor Party was in.（工党执政。）
以上列举的三个介词，在英语中极为常见，而汉语的介词却缺乏这些对应的介词用法，汉语介词多表时间处所，如，“从”、“到”、“在”，或表方式，如“按”、“根据”，或表目的，如“为了”，表原因，如“因为”、“由于”等。因此，考虑到英语介词的这种独特用法，在翻译时就把介词转换为动词，化“泛”为“实”。
动/静转换
汉语多用动词，句子呈现动态特征；英语多用名词，句子呈现静态特征。连淑能指出：“动词连用实汉语常见的现象”[12]。R. Quirk对英语的名词的静态特征也作过评述，他说，“一般说来，名词的特征是静态的（stative），因为名词往往指称一些静止的实物” [13]。袁昌明也指出，“英语有一种少用（谓语）动词、或用其它手段表示动作意义的自然倾向；而汉语则有一种多用动词的固有习惯。”[14]汉语有大量的连动式和兼语式词组和句子，如“走过去接电话”（连动）、“老师劝我锻炼身体”（兼语）。汉语有很多的四字词组或成语，都包含两个动作，如“交相辉映”、 “劈波斩浪”。汉语的动词可以充当各种句子成分，如“深入基层是我们的服务宗旨”（主语），“主人提议举杯”（宾语），“必须批判地看待这些问题”（状语）。
鉴于英汉两种不同思维模式带来的不同语言特征，在翻译的时候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动/静转换。如：
采用这种新技术可以大大减少污染。（The adoption of this new technology will greatly cut down pollution.）
汉语句子用动词“采用”作主语，英语则转化为名词adoption作主语，两个句子实现从汉语的动态转变为英语的静态，比较复合汉英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又如：
同舟共济（to be in the same difficult situations or dangers）
英语化动为静，动词统一成名词，意义不失。
具象思维讲究“实”和“动”，抽象思维讲究“虚”和“静”，要从对立走向统一，实现跨文化翻译中无误读，无误解，译者就应该掌握以上两种策略，才能实现顺畅和成功的跨文化翻译。
结语
具象思维是化有象为无象，抽象思维是化无象为有象，从中国远古的图形文字到儒家的经典巨作，从古希腊文明到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论证，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已经在东西方文明母体中孕育而生。任何一种跨文化活动，其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类文化的平等顺畅交流，跨文化翻译自然也不例外，不能妄言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就可以解开跨文化翻译的症结，但却可以断言不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就永远无法解开跨文化翻译症结。
参考书：
[1] 蒋晓萍，《中国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p75
[2] 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p67
[3]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p136
[4]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p21-22
[5] Flesch, Rudolf：The Art of Plain Talk,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Publishers, 1946, p.15.
[6]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p128
[7] Jespersen, O.,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4. p429
[8]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p134
[9] 王振中，《英语介词用法比较》，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
[10] 李晓琪编，《现代汉语虚词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 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中华书局，2003
[12]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p119
[13] Quirk, R. ,S. Greenbaum, G. Leech and J. Svartvik: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don: Longman, 1973 p. 48
[14] 袁昌明，“英汉修辞比较与翻译”，方梦之、马秉义主编《汉译英实践与技巧》，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 p63
Concrete Thinking and Abstract Thinking in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1. Kang Zhaochu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2. Jiang Xiaop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There is big disparity between Chinese thinking and western think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among which is the Chinese concrete thinking and the western abstract thinking style. The two different thinking styles come from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hence different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inking styles pose challenges to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which calls for different translating approaches.
Key words: concrete thinking, abstract thinking,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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